蘇轼任鳳翔府簽書判官時，正值西夏元昊變亂之後。鳳翔民衆支邊鞏邊，财力匮乏，生(shēng)産凋敝，酒業更爲蕭條。加之朝廷曲禁過嚴，酒類官釀，經營者苛利甚重，私釀者常遭杖責、流放(fàng)之苦。原來“開壇香十裏，隔壁醉三家”的酒店(diàn)，十存二三，亦瀕臨倒閉。他對鳳翔酒業發展頗爲關注，在遍訪緣由後，他于嘉佑七年（1062）上書朝廷，提出“官榷與民”的主張。即：取消曲禁，官釀私釀并存，官家可用征收經營坐商(shāng)稅和販運酒類行商(shāng)稅的辦法獲得酒業收入。并在《上韓魏公論場務書》中(zhōng)，充分(fēn)闡述了“官榷與民”的理由。“從轼之說，而盡于民，失錢之以貫計者，轼嘗粗較之，歲不過二萬。失之于酒苛，而償之于稅缗，是二萬者，未得爲全失也”。他從政治、經濟兩方面說明“官榷與民”的好處是國家收入不減，而商(shāng)賈百姓也能得到利益的道理。即使酒稅收不回來，落在百姓手裏，也便于其休養生(shēng)息，由窮變富，積聚财力，鞏固邊防。朝廷遂即準允實施，使柳林酒和整個鳳翔酒業生(shēng)産迅速恢複得以蓬勃發展。酒稅成了當時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。據《文獻通考》和《鳳翔縣志(zhì)》載：“宋神宗熙甯十年（1077年）之前，全國白(bái)酒作坊共184家，鳳翔就占56家，鳳翔酒稅收入在天下(xià)諸州酒稅定額中(zhōng)居第三位。每年爲國家财政上繳20萬貫以上稅缗，鳳翔成了全國聞名的酒鄉”。同時，民間釀酒的大(dà)發展也促進了釀酒技術的不斷改進，作“酒母”用水從刷案水改爲泉池天然水，還出現了用老曲末接新曲團表面的新方法。久負盛名的橐泉酒質量不斷提高，促進了宋代經濟的發展。